技術創新績效指標_專利授權率、經濟績效與技術創新

來源:編程開發基礎 發布時間:2019-04-20 04:35:26 點擊:

  摘 要:本文分析了發明專利授權率對技術創新和經濟績效的影響,利用協整分析發現專利授權率與經濟績效存在長期正向關系,但是與技術創新沒有長期關系。經濟績效與專利授權率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僅后者是前者的Granger原因。同時,經濟績效和技術創新與專利授權率之間都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隨著專利授權率的提高,經濟績效和技術創新能力都會先增加,但在授權率超過臨界點之后開始下降。
  關鍵詞:專利授權率;經濟績效;技術創新;協整; 專利契約論
  中圖分類號:G3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2)00-0000-00
  一、引言
  我國專利法明確指出建立專利制度的目的是為了“推動發明創造的應用,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科學技術進步和經濟社會發展”。專利制度之所以能夠實現其立法目標,法學家們給出了多種理論解釋,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專利契約論”。該理論認為社會契約論是專利法律制度合理性的基礎,將專利視為以國家面貌出現的社會與專利技術的發明人之間訂立的一項特殊契約——發明人以向社會公開其發明創造的內容為對價,獲得社會承認的對該發明創造的壟斷權[1]。雖然適度與合理的專利保護范圍是專利法利益平衡的基礎[2],但滿足授權條件,獲得專利權是發明創造取得專利保護的前提。為了在社會公共利益與發明人的壟斷權之間取得平衡,對于授權專利權的發明創造,僅僅要求發明人公開其發明創造的內容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求其發明創造明顯不同于現有技術,且對社會的貢獻不低于賦予發明人壟斷權給社會帶來的損失。因而,專利授權條件是專利制度運作、專利法利益平衡過程中至關重要的環節。為維護社會公眾的整體利益,專利授權條件控制的最理想狀態是發明創造給社會公眾帶來的利益不小于發明人的壟斷權給社會公眾帶來的損失時,授予專利權。那么,現行專利制度中對授權條件的控制,能否實現社會公眾與發明人之間利益的平衡呢?這一問題不僅在理論上很少有人關注,更缺乏從實證角度的探討。
  二、 文獻綜述與假設
  (一)文獻綜述
  專利審查過程中,授權條件越低,專利被授權的可能性越高;反之,專利被授權的可能性越低。因此,授權率的不同可以反映專利授權條件的變化。專利授權率的變化雖然與技術進步和發明人對專利制度的熟悉程度有關,但正如Griliches所指出的,專利制度的不同尤其是審查程序和授權條件的變化才是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3]。國內學者的研究也說明,我國專利制度尤其是審查規則的變化是專利授權率變化的主要原因。張古鵬等以專利授權率為指標研究我國不同區域間專利的質量差異時,發現不同區域專利授權率隨時間變化的趨勢是高度一致的,因而,專利制度的變化對專利授權率的影響是確實存在的[4]。陳向東等的研究進一步表明,專利授權率急劇變化的時間點都對應于專利法修改的時期[5],說明制度的變化是引起專利授權率變化的重要因素。
  專利授權條件的高低是否與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的需求相一致,是爭議頗多的問題。Bessen和Maskin認為降低專利授權條件、減弱保護力度可以促進創新,并最終有利于社會福利的提升[6]。Denicolò和Halmenschlager認為輔助性專利的授權要求應該高于獨立專利,以更好的實現專利制度對創新的激勵作用[7]。Jaffe和Lerner認為應該提高專利授權標準,因為有些專利的價值太低,阻礙了后續創新[8]。Miettunen和 Antti發現以創造性為主要條件的專利強度(類似于授權率)與研發投資和社會福利之間都存在倒U型關系,并在0.3到1之間存在一個合適的授權率,使得專利制度可以達到使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最佳狀態[9]。但授權率0.3到1的范圍對于專利制度的調整和政策的制定也幾乎沒有參考意義,因為大多數國家專利授權率都在這一范圍內。
  國內學者關于專利授權率的研究較少,大多數學者將重點放在了對專利長度、寬度和高度即專利保護期、保護范圍和新穎性程度的設計上。潘士遠認為最優專利長度和專利寬度都是有限的[10]。吳志鵬等認為過高或過低的授權標準都會削弱創新動機,影響社會福利[11],即專利高度與技術創新和社會福利之間可能存在倒U型關系,但僅限于理論分析。陶長琪和齊亞偉發現社會研發投入與專利高度呈倒U型關系[12]。上述研究與江旭等的研究結果類似,即對專利高度、長度和寬度的研究都只能給出定性結論,無法計算確切的最優化長度和寬度[13]。
  上述研究中涉及的專利強度只是專利授權條件中最重要的一個,授權專利還要滿足技術內容充分公開和保護范圍清楚明確等其他條件。所有授權條件都可以作為發明人與社會公眾之間利益的調節手段,而授權與否則是根據利益平衡原則對發明創造做出的第一個結論,專利長度和寬度則是授權之后利益調節的措施。所以,將專利授權率作為利益調節的結果來分析是合理的。國內外學者關于專利強度的研究都是基于純理論或者數學模型的推理,通過專利授權率則可以利用實際數據對這一利益調節的結果進行實證分析。
  (二)理論假設
  本文目的是探討專利授權率對技術創新和經濟績效的影響,以檢驗專利契約論是否成立。McAleer和Slottje基于美國專利已做過類似實證研究,發現專利授權率提高是GDP增長的Granger原因,但是,GDP增長不是專利授權率提高的Granger原因[14]。專利授權率越高,發明人為了獲得發明創造的壟斷權而需要付出的創造性勞動越少,其從事發明創造的積極性越高,對研發的投入越大,相應的專利申請也就越多。因此,提高授權率可以激發發明人的創造活力,促使其加大研發投入,提升整體科技水平,促進全社會生產率的提升。專利權人為收回技術創新和專利申請中的投入,也會積極推動專利技術的市場化運用,進而增強社會經濟績效。
  因此,提出前兩個假設:
  H1:專利授權率與經濟績效正相關。
  H2:專利授權率與技術創新正相關。   社會公眾也要為發明人公開其技術內容付出代價,即賦予發明人對發明創造的壟斷權。如果授權率過高,就可能將與現有技術沒有本質區別的發明創造的壟斷權賦予發明人。這樣不僅會使社會公眾付出的代價超過由發明創造的公開帶來的利益,影響社會福利,阻礙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也會使得后續創新的壟斷權受到限制。Hopenhayn等的研究也證實了對創造性不高的技術授予專利權會直接阻礙后續的創新[15]。同時,如果企業技術創新的動力因專利壟斷權的泛濫而受到阻礙,則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會受到影響。綜合假設1和2的論述,可以認為專利授權率的提高對經濟績效和技術創新的促進都是存在臨界值的,超過這個臨界值后,進一步提高專利授權率就會阻礙經濟績效和技術創新。
  因此,提出另兩個假設:
  H3:專利授權率與經濟績效之間呈倒U型關系。
  H4:專利授權率與技術創新之間呈倒U型關系。
  三、數據、模型與分析方法
  (一)數據
  我國專利法規定的專利包括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其中,僅發明在授權前進行實質審查,且不論實質審查結果如何,在發明專利申請后、實質審查之前,發明專利的內容都會提前公開。而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則僅進行形式審查,并且審查通過才會公開,如果不能授權則不會影響其作為商業秘密保護,這也使得公眾難以知曉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申請數據,授權率也難以統計。同時,考慮到發明專利的質量一般高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故定義專利授權率為一年內申請的所有發明專利中,獲得授權的專利數量占專利申請數量的比例,本文以下各部分所稱專利均指發明專利。其中,申請和授權數據都基于發明的申請日收集的。
  表1 中國專利授權率、人均GDP和專利申請數
  年份 專利授權率 人均GDP(元) 專利申請數(件)
  1986 0.457 717.35 2939
  1987 0.441 787.71 3506
  1988 0.412 862.57 4060
  1989 0.364 883.96 4090
  1990 0.328 904.53 5179
  1991 0.298 974.17 6306
  1992 0.289 1099.35 8375
  1993 0.266 1238.54 10245
  1994 0.297 1384.81 9267
  1995 0.334 1519.50 8442
  1996 0.369 1654.15 9440
  1997 0.404 1789.53 9985
  1998 0.434 1911.28 11068
  1999 0.458 2039.18 13169
  2000 0.419 2193.76 20647
  2001 0.482 2358.65 23380
  2002 0.551 2555.69 33178
  2003 0.555 2794.45 46943
  2004 0.542 3058.05 56149
  2005 0.534 3383.96 76743
  2006 0.498 3791.69 101329
  2007 0.447 4306.14 124784
  用專利申請量(count of filed patent,記為fp)作為度量技術創新的指標,人均GDP (GDP of per Capita,記為ppp)作為度量經濟績效的指標。對ppp和fp取對數,下文中ppp和fp均是其對數值。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數據來源于國家知識產權局,以此計算專利授權率(patent granted ratio,記為pgr)。ppp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各年度數據都以1978年的可比價計。考慮到我國專利制度建立于1985年,由于之前的眾多發明創造都集中在這一年申請專利,使得1985年的專利申請量超過了1986年,為避免造成偏差,不包括1985年的數據。國家知識產權局的調查表明,近幾年發明專利審查的平均周期為25.8個月。本文專利數據于2012年2月21日檢索得到,2007年以后申請的發明專利還有一部分尚在申請中,依據現有的授權數據計算的專利授權率會存在偏差,因此本文的數據截止于2007年。我國1986~2007年歷年授權率、人均GDP和專利申請量數據如表1所示。
  (二) 模型
  本文利用時間序列數據,通過以下模型分別探討專利授權率與技術創新和經濟績效的線性關系:
  (1)
  (2)
  如果上述方程中 、 為正值,則假設1和2成立。
  通過以下模型分別探討專利授權率與經濟績效、創新活動和研發投入的倒U型關系。
  (3)
  (4)
  如果上述方程中 為負值,且 為正值,則假設3和4成立。
  (三)分析方法
  由于采用時間序列數據,對上述方程的分析一般不能直接通過OLS回歸方法進行。而時間序列是否平穩對分析方法的確定至關重要,因此首先通過單位根檢驗判斷各時間序列的平穩性。如果各序列都是平穩的,就可以直接進行回歸分析;如果各序列有相同的單整階數,則用協整方法進行分析,通過協整檢驗判斷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關系,并確定長期關系方程;如果存在協整關系,則進一步建立誤差糾正模型研究變量之間的短期動態,并對變量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四、實證分析與結果
  (一)單位根檢驗
  注:檢驗類型中C、T、K分別代表檢驗模型中含有常數項、趨勢變量、滯后階數,N指不含常數項或者趨勢變量;滯后期K的選擇以AIC值最小為準則;*和**分別表示在10%和5%的顯著水平。   由于實際的經濟序列通常不會是一個簡單的AR(1)過程,所以需要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用ADF方法對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斷其平穩性。
  表2是模型中涉及到的時間序列的單位根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所有4個序列在5%的顯著水平上,都不能拒絕序列存在單位根的假設;但pgr、pgr2和ppp三個序列的一階差分在5%的顯著水平上拒絕了序列有單位根的假設,fp在10%的顯著水平上拒絕了序列有單位根的假設。通過DF-GLS單位根檢驗和Phillips-Perron單位根檢驗發現fp的一次差分也在5%的顯著水平上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因而,4個序列都是一階單整時間序列,即I(1),可以進行協整分析。
  (二)協整檢驗與分析
  時間序列的協整分析方法有多種,基于殘差分析的方法僅適于對雙變量的協整進行分析。基于回歸系數的極大似然估計的方法則可以用于兩個或兩個以上單整階數相同的變量的協整分析(以下簡稱J-J協整分析)。考慮到本文的分析既有雙變量,又有多變量的情形,因此采用J-J協整分析方法。
  協整檢驗中,滯后期對檢驗結果有重要影響。本文通過構造VAR模型,采用AIC、SC和HQ最小化準則來判斷最佳滯后期。當不同準則選擇的滯后期不一致時,根據多數原則確定最佳滯后期。不同滯后期VAR模型的AIC、SC和HQ值見表3。從表3可以看出,用于方程(1)、(2)、(3)和(4)協整檢驗的最佳滯后期分別為5、1、3和3。
  在上述滯后期確定后,通過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似然比統計量來確定各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方程(1)—(4)的協整關系檢驗結果見表4。可以看出,方程(1)、(3)和(4)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不存在協整的假設,且在該顯著性水平上,都只存在一個協整關系。而方程(2)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不能拒絕沒有協整關系的假設。即人均GDP與專利授權率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專利申請量與專利授權率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人均GDP與專利授權率和專利授權率的平方之間都存在協整關系,專利申請量與專利授權率和專利授權率的平方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基于協整分析,可以建立人均GDP與專利授權率之間的長期均衡方程:
  由式(5)可知,pgr和ppp的長期半彈性為7.18,即專利授權率增加0.01,將導致人均GDP上升7.18%。可見專利授權率對人均GDP有重要影響,授權率的提高可以顯著的促進人均GDP的增長。
  由式(6)和(7)可知,pgr與ppp和fp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即隨著專利授權率的提高,人均GDP和專利申請數會先上升,后下降。由式(6)還可以計算出由人均GDP由上升轉為下降時,專利授權率的臨界值為47.85%。由式(7)也可以計算出由專利申請數由上升轉為下降時,專利授權率的臨界值為53.58%。考察1986~2007年我國專利授權率的情況,發現2001~2006年,專利授權率均超過47.85%,即這幾年中,專利授權率已經超過了倒U型曲線的頂點,到了曲線的右邊,對人均GDP起負向作用;其中,2002~2004年,專利授權率還超過了53.85%,這幾年專利授權率的增長可能不僅對人均GDP有負向的影響,而且也影響了專利申請數的增長。總之,2001年以來,專利授權率一直在兩個倒U型曲線的頂點附近波動,這說明我國專利審查制度在逐步調整。專利授權率與專利申請量之間沒有長期線性關系,可能是除了授權率之外,還有其他因素影響了專利申請量,例如各級政府為了促進專利申請提出的一系列獎勵和資助政策可能在利益平衡機制之外,為專利申請提供了額外的動力。同時,U型關系的存在也會顯著削弱線性曲線的擬合效果。
  由上述分析可知,假設1、3和4成立,假設2不成立。即專利授權率與經濟績效正相關;專利授權率與經濟績效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專利授權率與技術創新之間存在倒U型關系;專利授權率與技術創新之間沒有正相關關系。
  (三)誤差糾正模型
  協整分析可以發現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但無法得知變量偏離共同的隨機趨勢時的調整速度,誤差修正模型( Error Correction Model)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由于雙變量時,僅pgr與ppp之間存在長期關系,確定pgr與ppp之間差分形式的誤差糾正方程如下:
  從上述人均GDP與專利授權率的短期模型可以看出,誤差修正項EC的系數是負的,而且顯著異于0。誤差修正項的系數包含了過去的變量值是否影響當前變量值的信息,顯著的非零系數表明過去的均衡誤差對當前的結果有顯著影響。誤差項的大小則表明了從非均衡狀態向長期均衡狀態調整的速度。上述模型中,誤差項的系數雖然顯著,但數值很小,僅為-0.047,表明若人均GDP的值比根據長期關系方程預測的值高出1%,則在下一年度其平均下降0.047%,即當偏離長期均衡方程時,人均GDP重新回到長期均衡狀態的速度很緩慢,或者說人均GDP與專利授權率之間的均衡關系對當前非均衡誤差調整的自身修正能力很弱。
  (四)Granger因果關系分析
  通常情況下,若兩個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那么至少在一個方向上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但協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關系分析是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數據,結果可能不盡相同。由于Granger因果檢驗對滯后的階數很敏感,為全面反應變量間的因果關系,我們對滯后1~6期的情況都做了分析。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滯后3~6年,專利授權率對人均GDP的因果關系比較明顯,而人均GDP對專利授權率的因果關系不顯著;滯后期為1年和4年時,專利授權率對專利申請量的因果關系比較顯著,而專利申請量在所有滯后期中對專利授權率的因果關系都不顯著。這一結論與Mcaleer和Slottje的研究結論[14]是一致的。
  (五)脈沖響應分析
  協整檢驗表明專利授權率與人均GDP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而脈沖響應函數可以反映人均GDP對專利授權率變化的響應速度。脈沖響應函數描述了VAR模型中,隨機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沖擊對變量當前和未來變化的影響,可以反映變量之間的動態相互作用。基于VAR(4)得到響應函數如圖1所示。其中,橫坐標表示沖擊作用的滯后期(年),縱坐標表示ppp對pgr的響應。   從圖1可知,在本期專利授權量增加一個標準差后,開始5年對人均GDP都是負向作用,只是負向作用很小,直到第6年才出現作用。這與國內學者研究發現的專利對GDP和工業生產指數影響的結果相似[16, 17]。說明專利授權率提高后,申請人雖然獲得了更多專利權,但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將專利技術進行產業化,從而促進經濟績效。這可能是我國專利成果轉化能力不足所致。
  五、結論
  本文研究發現我國專利授權率的提高對經濟績效有顯著促進作用,同時,經濟績效和技術創新與專利授權率之間都存在倒U型關系,從實證角度驗證了專利契約論。考慮到社會整體技術水平與經濟績效是同步的,所以可以進一步認為專利授權率的增長不是由技術水平提高導致的。同一專利制度下,不同時期專利授權率的變化主要反映的是政府專利審查機構基于專利契約論對社會公眾利益和發明人的利益進行的微調,目的在于平衡兩者之間的利益,實現專利制度促進創新和推動社會經濟績效的目的。本研究為這種微調提供了實證證據與參考范圍。考慮到我國公眾專利保護意識有待提高,現階段維持專利授權率可以維持在兩個倒U型曲線的最大值之間,適當犧牲經濟績效利益促進技術進步是可以接受的,總的看來專利授權率在50%左右可能是比較合適的。根據這一結論,當前的專利授權率可能需要適當的回調。
  本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于只考慮了專利審查中實質審查步驟。事實上,專利制度對發明專利審查的程序還應該包括專利無效程序。但是,考慮到涉及無效程序的發明專利僅有1540個,不到本文中專利總數的3%,故無效程序對專利授權率的影響可以不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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